2007/12/19
从营养不良到消化不良
叶滢 @ 17:45:09
生于50年代的W曾经和我说起70年代他们从学校图书馆偷书看的经历，“管理员其实是知道的，睁只眼闭只眼”，每次都慌慌张张的抓些书往袋子里装，拿到什么是什么。
现在，我虽然不是慌慌张张，但还是有些忙乱。起初是为了查阿城92年为《今天》编的电影专辑，没想到新亚书院里集齐了1991年到2005年的所有《今天》，不能一本一本慢慢看，在这里只有一个下午的时间，抱着合订本开始复印。
这92年第二期电影专辑尤让我惊讶的是其中一篇对谈——《也是流浪汉，也是少年犯》
“看人，看作品，不论好坏高低，都辨得出那么一股子味道，气息。法国人拍一部情杀片，也是雅致又幽默；俄国电影处理一片风景，照样深沉悲悯。你看帕索里尼的《阿拉伯之夜》，那么一个异国的神秘的古老传说，语气却一派平静。可是从延安文艺到第五代导演，”贫苦农民“一直是中国文艺创作中的主角，前者用来树立‘无产阶级革命形象”，后者借以探讨所谓‘人性’、‘命理’，‘立意’可谓截然不同算是赏给了真正的农民和人性吗？没有的，只有我们熟悉的‘观点’的教训口气和教训口气的‘观点’。没错，画面很美，一个穿着破烂的农民从荒原上走来，还没有张嘴，口气已经过来了，‘时刻准备着’，某种‘深刻’的，和这个农民其实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要塞过来了。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以行，现在是农民，多少观点假汝以行。”
两个对谈者从“传统”谈到“五四”，从延安的革命文艺到第五代导演，又对照着法国电影新浪潮的特吕弗、戈达尔和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
“我常常觉得我是个野孩子，没有好娘教养过的野孩子。”
“真是野孩子就好喽，就单纯了，就有了自然的处子之眼了。我们是文化荒原上的流浪汉，也是延安传统里的少年犯。”
“流浪汉却不是高尔基，也不是杰克。伦敦。少年犯，特吕弗不是个少年犯吗？”
“他才在‘里头’呆了一年多，看了八十多部电影，还有个巴赞去探望他，看他写的电影笔记。我们，在广阔天地里浪了十来年，遇到过半个巴赞没有？《四百下》就是一个少年犯的自传，可那时怎样的语气啊。这个少年犯影响了世界电影。第五代导演没有一个拍自传的，应该拍，那样就不必兜圈子借农民来矫情了，可怜的农民，莫名奇妙的当了延安文艺的‘宠儿’，至少还是儿子，怕他们早饭，给他们分田到户。当了第五代导演的‘宠物’……”
文章发表是1992年，这谈话早在第五代开始拍大片已经进行了，追根溯源的怀疑和否定，那种痛彻的失望也和署名是“贺琦”和“刘小勇”的对谈者连着根，因为他们和第五代，是一代人。
而我们去年才看到査建英的《80年代访谈录》，其中的批评早在十几年已经戳到了底。只是我们无缘在当时得见。
这世界的线索，好像就是一个不知谁在你脚下扔下的什么线团，絮絮索索一路滚下去，带你到不知什么路上，仿佛若有光，就凭直觉继续跟下去。20岁之前，就是这样在仿佛若有光的弯曲小径中，并没有被某种强大力量如醍醐款顶，在亚文化中恍惚过来，一路乱走，世界渐次开阔，忽然又回到了贫瘠天真的童年，在那些庞大书架前，觉出自己的无知和营养不良，于是又患上消化不良，每次背着四处逃难般淘来的书往家里搬，除了有小小虚荣，确是存了急切的求知心。70年代出生的人，几无任何遗产继承，从物质到精神上，一路走一路张望，常常被忽然遇到的绝倒景致惊骇，原来还有这样或者那样在天边在眼前，以前是浑天浑地，年岁见长才知道什么是对这世界的敬畏之心。
如果早十年看到这些杂志，或许我会更早理解二三十年来生长又断裂的脉络。而直到今天，还有多少东西存在但却被隔绝呢？这一年有多少和80年代有关的展览，过来人叙旧回忆，而更年轻的，依然如我十年前一样，对曾经发生的历史懵懵懂懂，时间并没有自然地赐予下一代人上一代人的遗产，即使是不远的历史也被时、政治、代际种种所隔阂，孤悬于某处。
跟着百分之八百分之九的GDP长大成人，从营养不良到消化不良，这没有遗产的一代人，我也是其中一份子。
之所以转这篇文章，是因为里面很多话正中痛处。我也在营养不良的时期，但是远未进入消化不良的过程，其实很多需要仔细咀嚼的东西摆在眼前，甚至方法也早有人指点过，而我读罢却依然昏昏然，头脑里没有清晰的概念。
很多东西，读得太晚了，对于历史、对于当代社会、对于很多问题的基本判断，都有大大的欠缺。现在想要补课，甚至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尤其可恶的是，阅读时虽当时印象深刻，一段时间之后，那些感慨与顿悟似乎又还了回去，很难真正融化为自己知识的一部分。是思考太少的缘故吧。
慢慢觉得，一个肤浅的人，是难以生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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