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的《伶人往事》中所记叙的几位京剧艺术家都已经过世了，他们跟“佛跳墙”一样，是世间的好东西，而且是很多好东西放在一起慢火煨出来的珍饈，火候的讲究，食物的配搭，不知道实验了多久，连和尚闻了，都急不可待地从墙头翻将过来。我对这种听过没见过的美味的想念跟朱元章想“珍珠翡翠白玉汤”不一样，他是吃过的，想吃没有了；我们连尝都没尝过。朱皇帝想那味道，我则连饕餮大餐的模样，做法，颜色和味道一起想着。我想着马家班的人进进出出，一律翻着雪白的袖管；我想着春荣春社的学徒们穿着瑞蚨祥的青布大衫排队走在大街上；我还想着那帝王戏的守旧和行头；想着杨宝忠的那把胡琴是否跟户广会馆里的“黄皮虎”一样。
所谓艺人，我们也许只能评说他的艺，他的台风扮相，对角色的挖掘和创作，之所以成为“角儿”，是在艺的方面做的比其他人出色。难免有票友粉丝对角儿的为人，性情，品质等等也感兴趣，可那毕竟是份外的事，我总觉得对人家不公平。有人天生是吃戏饭的，找不出什么轧，天下就一个梅兰芳；也有人是靠后天勤勉登峰造极的，比如程艳秋，我们总不能因为言慧珠费尽心机嫁给俞振飞，就说人家狐狸精吧。 所以，赏艺评艺总在演员的临场表现或者专业才能，其个人品质修养闭口不谈，这也许是做粉丝和票友的本分，不然就显得不专业了不是？这也是我佩服作者章女先生的地方，从名门闺秀到文革时期的阶下囚，她从未在文中流露出对艺人一些私人本性的轻视也没故作煽情地借此为自己的遭遇大发感慨，行文流水，字字平实，即不是大悲失声，也没有添油加醋。
《伶人往事》一书，除了记载各大名伶在场内场外的逸事，还着重写了他们在反右，文革期间的遭遇，总之，正如作者说的“好的东西总另人不安”，著名的京剧艺术家们在文革期间无一不受到迫害，有的自杀，有的被虐待至死。我们很少听过跑龙套演员被整死饿死的，也许他们大多出身贫苦，家庭成分健康，在那个时期属于革命群众的队伍。然而，反右肃清和文革都让惜日这些老板们角们成了“均平富，等贵贱”的对象。公私合营的诱惑力是在于“人人平等”，平日里拉大幕的，扫场地的，跑龙套的都成了跟“角儿”一样拿人民工资的，不是以前靠“角儿”们每场下来赏饭的了。没有人想到过每场演出，角儿也在场上唱念做打，场后卸了行头也汗如雨下；没人想过那票钱是奔着角儿才来的。
公私合营是当时最具煽惑力的商业模式了，比今天的互连网流行得还快，你的老板变成跟你一个级别，汇报给国家的人了，你自然对他也减少了几分平日的尊敬和忍让。这种把“上层贵族”往下拉的模式，非常受群众欢迎，毕竟是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主。于是各种戏班全被国营了，角儿门在台上出现的越来越少。后来发现，大家都平等了，都下来了，日子也没富裕到哪去。
回想起八十年代股份制的流行，就是因为避免公私合营中出现的草根们好了，老板就必须遭殃的弊病。利用个人所长，多劳多得，其实是让大家都向上取齐的一种办法，都尽量向长的木板靠拢，桶里的水才能越装越多。 也许哪天股份制会被“博客制”取代，因为博客才是让闲散的人继续闲散，让想出名的更快出名的制度，博客让大家都成了作家，想写什么写什么，想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按照兴趣和目的组成了圈子，所有人才真正舒服地平等了。
总之，那时候的名伶们在五六十年代与其说被社会和政治扼杀了，还不如说碰上了一个显露人性恶虐的年代，死于人们“不患寡，患不均”的贪婪。生态条件恶劣的时候，夭折的往往是美好和脆弱的生命。他们太讲究了，讲究得不计成本不计场合。小提琴跟京胡一样叫好的杨宝忠去茶楼，茶楼老板赠他京胡一把，说是宝剑配英雄。这种知遇之恩的回赠不仅让杨老板支付了“丰厚的茶水钱”，还让名师再造一把琴并亲自送去茶楼还礼。言慧珠改行成了上海的昆曲学校副校长，带领全体学生体力劳动，她优雅地带着一付雪白的手套拔草，让女学生们目瞪口呆。对自己品行和外表的要求，一同他们对艺术的要求，较真儿到自己无能为力的地步，才舒服。活儿好不好，全凭着自己是否演兴了唱绝了，观众才看得舒坦。从守旧，到行头，从琴师到搭班，全是往精里绝里逼自己，他们觉得过瘾。他们生就是台上的尤物，被下面的人可羡而不可及的，可敬而不可近的。有朝一日，这样的人被逼到连吃饭拉屎都要被看别人盯着看着，那活下去也就没什么意思了。
茅盾先生在为萧红的《呼兰河传》写序言时道“如果有使我愤怒也不是，悲痛也不是，沉甸甸地老压在心上，因而愿意忘却，但又不忍轻易忘却的，莫过于太早的死和寂寞的死”， 这句话应该诠释了正本章诒和女先生的《伶人往事》。
如果死后上天堂，我一定去看场梅兰芳反串小生，与程砚秋、尚小云同台演出的《虹霓关》，还有叶盛兰，杨宝森，马连良等很多大师的正戏。天上仙乐飘飘，水袖翩翩，霓裳氤氲，旌旗翻滚地逍遥，哪里有空儿理睬这凡世间的碌碌奔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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